为中国特制的古董怀表异常火爆

       对于钟表收藏家和想在现代腕表之外去寻求价值的投资者来说，古董怀表市场火爆。


　　它们的价值在于稀有性和通常是非同凡响的制作工艺，在各种拍卖会上拍出破纪录的价钱，超出人们的预期，也让各路专家和收藏者们吃惊。


　　去年11月在日内瓦的佳士得(Christie’s)腕表拍卖会上，目录画册上的封面专题是一组七个款式的百达翡丽(Patek Philippe)时计系列，它拍得了140万美元，已经接近156万美元的最高估价，不过还差一点。


　　但是它的光芒被拍卖会上真正的亮点盖过——那是一个在目录册上不那么显著的系列，包括15款精品古典怀表。除了其中一款之外，其他全部都是专为中国市场制造的，在目录册上被综合呈现，标题为“一位女士的珍藏”(Property of a Lady)。


　　系列中的手表全部售出，获得超过240万美元的进账，比拍卖行最高估价高出5倍。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私人收藏者手中会有那么多了不起的高级藏品，”佳士得的资深钟表专家萨宝恩·凯格尔(Sabine Kegel)在日内瓦接受采访时说。


　　“这次的成果非常令人震惊——这种惊喜是我们一直都盼望的，”凯格尔评价说。


　　这个系列是由一个已故的航运公司老板和他的妻子在半个多世纪前开始收集的。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们经常出行到亚洲，期间收集了这些藏品。


　　某种程度上，它们的风格是面面俱到的。在当中能找到很多19世纪中期的怀表流行风格样本，专为中国市场设计，包括对表、珐琅表以及镀银表等等。


　　“和工艺品一样，古董怀表的价值体现在它的品牌、稀有性、工艺水准和保存状态上，”凯格尔说，她花了很多个月的时间研究怀表的历史，写就了这本资讯齐全的拍卖目录册。


　　“关于这块表的保存状况和稀有程度，你能提供的信息越多，在收藏家眼里，它就越有价值和吸引力，”她说。


　　“我们想要解释清楚，为什么花50万美元买一块表是值得的。”


　　随着古董怀表的市场逐渐扩大，这家拍卖行也看到，不仅是有资历的收藏家，连相对资历浅的新手们也越来越感兴趣，于是提供详尽的历史背景信息就变得很重要。


　　“我们的买家很喜欢这种信息的广度——这在拍卖成果上就能反映出来，”凯格尔说。


　　在日内瓦拍卖的这批收藏品，当它们的原主购得这批珍品时，了解和珍视怀表的人并不多，而且它们当时的价钱即使在西方也属于微不足道。


　　“在20世纪的50、60年代，大多数人，包括所有的中国古董商，都不懂欣赏这些表的价值，”凯格尔说。


　　“在中国的‘大跃进’时期，时势艰难，到处都是饥饿和垂死的人们，”出售这些珍品的收藏家这样说道。该收藏家是在瑞士接受电话采访的，由于安全原因，对方要求不公开透露身份。


　　在1958到1961年间，“大跃进”的灾难性运动造成了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亡，也给这个国家带来了经济灾难。


　　1959年，这些收藏家作为中国政府的客人，受邀探访天津的通商口岸。


　　“在一个布满灰尘的国营小古董店里，我们发现了一只漂亮的珐琅怀表，”该收藏家说，“我此前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表，我想：‘这么漂亮的东西为什么会在这个可怕的地方？’”


　　店主提出要把另外五只带去这位顾客下榻的酒店卖给他。


　　“它们全都很好看，”该收藏家说，“我们花2000瑞士法郎买了五块表。”在那个时候，这相当于500美元不到——虽然那个时候的一美元能买到的东西比现在的一美元要多出不少。


　　还有第六块，更为精致复杂，而且还有一个音乐座钟，一块就值2000法郎，当时他们出不起这个价。


　　“我们当时觉得我们不能在一个有那么多人挨饿的国家里花那么多钱买一块表，”她说道。


　　在19世纪，那些富有的中国人——通常是皇宫贵族——会特别订购一些欧洲产的怀表，它们经常以呈现西方田园景色的珐琅图案装饰着。


　　最著名的生产商当属伦敦的依百里(Ilbery of London)，以及瑞士的播威(Bovet)和Vaucher Fleurier。


　　随着岁月流逝，怀表的大规模生产以及腕表的发明，许多生产商都被淘汰了。


　　同样在去年11月拍卖会上卖出的一系列信件，让人们更深入地了解到19世纪中期远赴中国寻找新市场的生产商们所遭遇的苦难。


　　由路易·播威(Louis Bovet)、路易·奥古斯特·让纳雷(Louis Auguste Jeanneret)和阿尔方斯·播威(Alphonse Bovet)在1837到1855年间写的9封原始信件，叙说了这些钟表匠在开发中国市场过程中的经历，他们遭遇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带来的困难。而且，战争结束后英国将不平等贸易条款强加于中国，于是自1844年起钟表市场开始泛滥。


　　有好几封这样的信件被收录进了1983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即钟表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查皮斯(Alfred Chapuis)所著的《中国表》(The Chinese Watch)，一本关于中国市场怀表的历史与技术特点的详尽研究专著。


　　“在中国，人们对这些表所知甚少，因为它们都是在一个私密的圈子中流通，也从来没有公开展出过，”凯格尔说，“当它们蒙着灰尘，出现在市场上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什么东西——而且珐琅工艺在本地的审美中也没有吸引力。”


　　这两位收藏者一回到瑞士，就把这些新得来的表清洗干净——“清洗这些怀表的成本跟购买的价格是一样的，”他们说——并且他们还请人估了价。


　　自此之后，由于对此有了更多的认识，她和她丈夫每次出行到中国，都会找来更多的表以及其他珍贵工艺品。


　　“在20世纪60和70年代，我们都用花生来买怀表，”她说。


　　“这两位收藏家在这个领域是先驱，”凯格尔说，“他们知道他们是通过藏品的质量获得价值，但他们不是作为投机商人买下的这些东西，”她说，“他们只是对这些精美的东西有眼光，有感觉。”


　　他们最顶尖的藏品之一，是一块黄金和珐琅制成的无盖中置秒针复式怀表，由英国钟表匠威廉·依百里(William Ilbery)于1815年左右制成，珐琅工艺则由让-弗朗索瓦·维克托·杜庞(Jean-Fran?ois Victor Dupont)完成，在11月的拍卖会上以687456美元卖出，是它最高估价的六倍有多。


　　复式指的是机芯有一个两个轮子的擒纵器。


　　佳士得拍卖行说，这只依百里表被送到了瑞士的一家博物馆。


　　另一块在1835年左右由播威制作的无盖表，上面有珐琅绘制的鸳鸯微型彩绘图案，由瑞士普朗莱乌特(Plan-les-Ouates)的“播威1822”(Bovet 1822)品牌现任所有者帕斯卡尔·拉斐(Pascal Raffy)购得。


　　除了业内人士感兴趣之外，中国竞拍者在日内瓦古董钟表拍卖会上的参与度也有相当程度的提升——据佳士得所说，古董钟表通常不是他们热衷的领域。


　　“如果我们将中国大陆和香港加起来，去年11月的拍卖会有27%是中国的注册竞标者，相比之下瑞士竞标者有21%，”凯格尔说。


　　事实上，据佳士得提供的信息，拍卖会上的怀表大部分都成为中国私人收藏家的囊中物：中国竞拍者得到了15批货当中的9批，它们全部是专为中国市场制作的怀表，其中有五批是由同一个买家获得。


　　中国人“正在将他们祖传的东西买回来，”凯格尔女士评论道，“这种现象我们在其他领域也能看得到，比如中国的陶瓷、艺术品和古玩等。”


　　在11月这场拍卖之外，市场上的怀表也在以同样高的价钱卖出。


　　去年3月日内瓦的安帝古伦(Antiquorum)拍卖会上，一块名为”Venus & Cupid, an Allegory of Love”的稀有怀表，配有精致珐琅工艺和三个鸣钟的连环闹响器，以787531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一名亚洲买家。


　　“中国的市场、博物馆和一些身在世界各地的私人客户，都对古董怀表很感兴趣，”日内瓦安帝古伦的董事总经理朱利安·沙勒(Julien Schaerer)在电子邮件采访中评论道。


　　“古董怀表最近变成了一种很好的投资，特别是因为来自中国的需求，”他写道。


　　然而，虽然顶级珍品卖出了这么高的价钱，总体来说，古董怀表相比起市场中其他类型的珍品，价格仍然偏低。


　　“在今天，高度复杂且工艺绝伦的怀表，卖出的价格与同样复杂的现代腕表相比，只能算一个零头，”凯格尔说。


　　从注册的竞投者来看，拍卖专家们认为，对于质量顶尖的竞拍品的需求仍然在上升。


　　“不过，只有最好的、未经修复的原始状态珍品，才能持续被热烈追捧，”沙勒写道，“因为我们都看到一些质量比较低，而且过分修复的怀表被一股脑儿推出市场。难就难在要找出最好的和最稀有的珍品，来满足需求。”


　　去年11月散出这批表的卖家，并没有多考虑它们的价值。几十年来，她一直将她的收藏存放在一个抽屉里，直到最后，她说，“我想，把它们卖掉会比较好，这样才能保证它们的安好。”


　　她本来所期待得到的价钱，只是后来实际价钱（240万美元）的1/4。她说：“我觉得只有在危机时刻，奢侈品才能卖出最高价。”

     链接： 2012年全球商业智慧·伦敦周，曾到访佳士得，就艺术品投资进行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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