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种日本人的中国观

上个月在东京出差，有一天我发现自己从早到晚都在和中国发生联系。

起床后到便利店买咖啡，服务员是中国留学生；上午到一家企业做报告，话题是中国市场的机遇与风险；下午在议会会馆，与日本政界人士讨论的是尖阁诸岛（中方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与学界与媒体的知识分子聊的是，中国经济下滑会不会硬着陆，会不会像日本一样泡沫崩溃；傍晚接受日本大学生集体访问，他们关心“日中关系如此恶化，中国学生的对日交流会不会受到政治限制？”；晚上跟几个投资界的前辈吃饭，探讨了日中企业互相并购的可能。

当今的日本社会，无论生活中的衣食住行，还是经贸、文教、政治、国防等领域，中国两个字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从事与中国相关事业的日本人不计其数。诚然，中国崛起引发的讨论已是全球性议题，并非日本独有。不过，无论从历史传统、民族文化、地理位置、利益关系和价值体系等角度看，中国崛起带给日本现实和心理上的冲击力都是独一无二的。

日本人为什么对中国的一举一动如此敏感，如此警惕，如此担忧，甚至产生“反华”的情绪？

几乎每一个日本人从小接受教育时，便接触到中国古代的思想、人物，比如《论语》和三国故事。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令日本人心生敬仰，因此日本人对中华二字的期望值从来是很高的。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今天日本电视画面上，不时播出“反日游行”——中国人对日本使馆、餐厅、企业“打砸抢”的镜头。虽然知道那些使用暴力的人只是中国人中的少部分，大多数日本人在心理上还是无法接受“礼仪之邦暴徒化”。

在我看来，这种“想象中的中华”与“现实中的中国”的反差，是日本人情绪化看待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这背后始终存在一个对历史认识的问题。也就是说，很多日本人没有明白，也没有努力理解中国人为什么对日本如此愤怒。我想，一是因为日本人对当代中国理解不深，另一方面是因为日本人对近现代史了解不足。

不过，我有一个强烈的切身体会。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日本人绝不是铁板一块”，日本社会的不同阶层对中国的认知与立场，存在很大差异。日本人的中国观有整体性的特征，但整体又由不同个体组成，对于个体的分析不可或缺。

日本人如何看待中国，对中国存有怎样的疑虑甚至恐惧？我在这里尝试按照政治家、企业家、知识分子、年轻人、普通百姓五大群体，“分类讨论”这个问题。

这些年，日本人或多或少体会中国崛起，并感到担忧。这种担忧既是害怕被中国赶超，也是联想到历史上的“万邦来朝”，怕成为中国的势力范围。 在我看来，这是贯通五个群体的共同意识。至于具体担忧什么，怎么担忧，五者之间存在差异。忽视这些差异，就很难真正理解当代日本人的中国观。

政治家毕竟是国民的代表，必须照顾全体社会的利益，他们对中国的态度与政策必然是多元的。但整体而言，他们一方面强调中国快速的发展与庞大的市场对日本经济是一种催化剂，应该加强经济上的相互依存，鼓励日本企业到中国市场赚钱；一方面也强调，无论从历史上曾成为过超级大国的先例看，还是从中国至今贯彻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看，中国的崛起将是扩张性的，日本国民必须对此保持清醒和警惕，提前为未来的风险做准备。

与中国崛起正相关生长的日本民族主义和通过修宪成为“普通国家”的言论日益渗入日本政治家的中国观。去年9月，日本民主党内阁对尖阁诸岛“国有化”便是一个具有象征性的行动，反映出日本国内舆论对于中国的海上扩张，日益忧惧。去年12月，重新上台的自民党继承并且强化了“面对崛起中的中国，日本必须巩固自身的防御能力”的观念。据我观察，从2009年9月自民党到民主党的政权交替到2012年12月民主党到自民党的政权交替，大约三年多的时间里，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两党领导人或多或少都觉得对华强硬对巩固权力、迎合选民有利，在这个意义上，当前不少主流政客是“欢迎”中国崛起的。

企业家看重现实利益，他们对看待中国偏向理性，较少情绪化。2005年北京、上海、沈阳、成都等地发生大规模反日游行，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始终把中国视为重要市场的日本企业家，纷纷向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和其他政界要人施压。企业界的口号是“请政治不要打扰经济，你们什么也别做了！”

目前，日本企业家仍高度重视中国市场，但从去年至今年，在与日本企业家们的交流中，我深深地感到，他们对中国市场正渐渐失去信心与耐心。小泉时代的日中关系可以用“政冷经热”形容，当下的日中关系越来越有“政冷经也冷”的味道。去年，日中关系因“尖阁诸岛国有化”更加恶化，日本企业家日益担忧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存在将成为政治关系的牺牲品。除了“反日”这一政治因素之外，人口红利消失、知识产权保护缺失、市场化改革滞后等中国的自身问题也加剧了日本企业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悲观。尤其自“雷曼危机”以来，中国人力成本不断攀升，越来越多的企业将生产基地转移到越南、泰国、印尼等东南亚国家。近来在缅甸出现的民主化趋势也正在加强日本企业家对“东盟”地区的信心。最近，在商社、制造业、广告公司等不同行业从事亚洲业务的几名年轻企业家纷纷对我表示，“日本企业家有个传统，他们只能在对自己友好的亲日国家做生意。在这个意义上，东南亚各国是绝佳的选择，中国则是相对落后的。”

知识分子群体主要由学者与媒体人构成，他们对中国的担忧与政治家有重叠之处，但往往更情绪化，用中国官方批评日本的说法，就是“不负责任”。2005年下半年，我给日本某媒体撰文谈中国问题，编辑告诉我说，“写的过于理性和中立，这样没人愿意读你文章，请你写得煽动一些。”

近两年，一些日本经济学家建议日本谋求在经济上独立于中国，以规避中国在政治与经济两个方面的战略风险。大和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熊谷亮丸(Mitsumaru Kumagai)出了一本书《Passing China》，主旨是日本不需指责中国，而可以“越过”(passing)中国。他认为中国经济2015年前后可能陷入崩溃，日本应该推进“China plus One（中国+1）”，即加强与泰国、印尼、印度、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联系。熊谷写道，“作为最坏的可能性，根据我的估算，日中关系恶化顶多把日本的GDP降低0.2%左右，影响极小。”

熊谷亮丸的中国观在日本有不小市场，越来越多的日本学者认识到中国对日本构成了多重的风险：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军备升级、经济竞争、环境食品安全等。过去，日本知识分子讨论“中国威胁论”，前提是“我们需要面对它，关键是怎么面对”，但自从去年9月以来，不少关心日本经济未来的有识之士开始从“如何规避风险”的角度讨论中国，而得出的结论往往是“规避论”，即撤离中国。他们自认为这样主张是出于“责任感”，是认真考虑日本未来的市场战略，并权衡利益的结果。这类主张对企业家们围绕如何应对中国风险(China risk)的思考之影响也很大。

我个人认为，作为中国的邻居，又是面对与欧美国家等不同风险和问题的经济体，日本国内“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另类论”、“中国规避论”等各种言论并存，说明这个社会是健康的。不过，在中国经济已经彻底融入世界经济，世界各国都在认真谈论中国经济的未来、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与可能爆发的风险的形势下，部分知识分子如此淡定地提出“中国会崩溃，应该从中撤离”难免令人感到不负责任，不够耐心，有些情绪化。但这一情绪也实实在在地表明日本社会面对中国崛起的普遍恐惧与担忧，反过来看，70年代曾经被傅高义(Ezra Vogel)称为“日本第一”(Japan as No.1)的日本如今越来越不自信，“规避论”正是这种心态的重要体现。

年轻人主要是指大学生与刚走向社会的毕业生（大约30岁以下），这个群体将决定日中关系的未来。如今，在日本大学最有人气的第二外语早已从德语变成汉语，越来越多的学生随着中国影响力与中文重要性的提升，把留学与关注的对象从欧美转移到中国，依我观察，这一趋势还将持续。

日本年轻人接触中国同龄人后，真切地感到中国崛起的压力。我在上学期间参与创办过北京大学与东京大学之间的互访交流项目“京论坛(Jing Forum)”上，一名东大学生在北大未名湖畔对我说:“没想到北大学生的英语表达能力与信息消化能力如此厉害。”这一感受绝不是个案，日本年轻人在与充满竞争力的中国学生交流后，很多人都对自己和日本的未来感到担忧。

我认为这种担忧是积极的，因为，中国年轻人的竞争力可以形成良性的压力，“刺激”日本年轻人，促使他们更加努力面对自己的生活与工作。虽然年轻人中也存在对中国感到恐惧与担忧，从而产生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情况，但与政治家、知识分子、老百姓等相比，他们基本能够把“中国年轻人的崛起”视为“必要的外压”，从而鼓舞自己，甚至追求与中国青年共同进步。

近年来，不管是从日本大学毕业的还是从中国大学毕业后来到日本的，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在日本企业就职，我的日本朋友们普遍反馈“他们很优秀，日本员工不如他们”。当然，在至今维持“终身雇佣，年功序列”的日本大企业里，光靠“优秀”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年轻人也需要学会日本特色的处世方式。

最后是在人口中占大多数的普通百姓。日本老百姓的中国观，可以用三个字形容——毒饺子。2007年底至2008年初，食用过原产于中国河北省石家庄天洋食品厂的同一品牌的冷冻饺子的日本居民出现食物中毒症状，其中3人情况危重，1名儿童一度昏迷。2010年3月中国警方抓捕并公布犯人，承认这是一起投毒案件。约两年多时间里，日本老百姓，尤其是强大的家庭主妇们对中国的好感度急剧下降，2008年5月胡锦涛访日，8月北京奥运会都没有改善这种情绪。

民意如此，迫使日本政治家不断向中方施加压力。2008年5月初，中国一位领导人在北京私下问我，“加藤，你们日本人到底多重视毒饺子这个事件？” 从对方的口气，我的确感觉到，中方在与日方交往的过程中深感毒饺子事件给日方政客所带来的舆论压力，并影响两国外交谈判，包括胡锦涛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期间（2008年5月6日至10日）的议事日程。我对这位领导明确回答说，“巨大，就是巨大。对于绝大多数日本百姓来说，毒饺子事件比国家领导人的国事访问重要很多。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就是这么简单。”

据我这些年的观察，日本普通百姓的中国观，影响最大的就如前所述的民生因素，包括像毒饺子事件、三鹿奶粉、“纸肉馅”事件等食品安全问题，这些事件使得日本老百姓觉得“中国社会在食品安全这样影响生命的问题上没有道德底线。政府不保护，百姓不重视，媒体不报道，学者不思考。这个社会，究竟怎么回事？”基于这样的感受，日本百姓不断对中国社会产生质疑，甚至恐惧。毕竟，日本百姓也每天食用来自中国的食品；日本与中国的天空是连在一起的，中国的环境污染也必然影响日本的空气。

在我看来，从影响日本百姓中国观的角度说，仅次于民生因素的是发生在中国的反日游行，毕竟那些出现暴力行为的电视画面在日本百姓对中国社会产生恐惧的心态变迁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三大影响是领土领海争端。这个问题归根到底容易吸引百姓眼球：政治家高度重视，媒体天天报道，不少百姓难免产生“我们会不会被中国吞并”的恐惧，毕竟，熟悉古代史的日本人知道日本向中国朝贡的历史。

日本政治家、企业家、知识分子、年轻人、老百姓这五个群体的中国观有共性也有差异，群体之前互相影响。日中关系今天陷入的困境与此息息相关。

去年9月的“国有化”就是典型例子。民主党野田佳彦内阁出于中国海上扩张战略的压力，进行“国有化”；“国有化”后的“反日游行”加剧了日本老百姓对中国的恐惧与担忧；企业家被迫重新评估在华经营的风险，甚至考虑撤离中国。在此过程中，包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在内的政治家一面强调重视对华关系，保持与中方多渠道沟通，谋求早日实现日中首脑会谈，一面也不忘记对中国表示警惕、抗议。

知识分子则是最为“麻烦”的群体。日中政治关系的恶化被舆论渲染，让普通百姓基本不经独立思考地接受反华立场；政治家不得不迎合选民的大众舆论；中国海监船又进入尖阁诸岛海域”的报道，正在加深日本百姓对中国的恐惧，甚至导致“不要把孩子送到中国了”，“不要买中国制造了”；不少年轻人甚至因“舆论压力”放弃学习中文、留学中国、或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更让我感到担忧的是，原来最清醒的企业家群体，现在也日益受到来自政治家、普通百姓、知识分子群体的“舆论压力”，考虑如何减少而不是加强同中国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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