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我最重要的三条处事准则

　　今年8月初，我们在深圳见到王石先生时，他正在过暑假。62岁的他即将完成在美国哈佛大学两年半的学业，准备在新的学期转到英国剑桥大学继续学习。

　　这是他60岁到70岁“第二个十年规划”的一部分，按照目前的6年学习计划，学业至少还要三年半才能完成。在哈沸和剑桥他想了解发源于古希腊的西方文化和宗教与现代商业文明的关系；他还计划去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了解犹太教义对西方文明的影响；最后一站则是去伊斯坦布尔大学了解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缘起。

　　“第二个十年计划”的另一部分，是在大学教书。59岁起到现在，他已经完成了在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的三年授课合约。去年起，又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签了5年合约。今年又接受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邀请。

　　两年半前决定去哈佛上学，始于一次偶然的受邀做访问学者的机会。当时离2008年捐款风波后的舆论非议相距不远，重拾旧时的留学梦，开始一个完善自身的阶段，是他当时的心态，也有点儿隐退的意味。没想到，那反而成就了他又一次的前进，开启了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

　　今年正好是他到深圳创业的三十周年纪念。1983年，32岁的王石辞职下海，到深圳创业。原本计划在深圳待两年后就出国留学，但一直未能成行，这个留学梦一直保留到他50岁才放弃。他原本想留学的目的是为了学习管理知识，把企业做得更好。但50岁时，他发觉企业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不需要补这一课了。60岁开始的这次漫长的求学之旅，也因此更具有了完善自身而非追求成功的意味。

　　然而学习的过程异常艰难。他已两次登上过珠峰，本来计划在70岁时完成第三次。但现在，他放弃了这个想法。一个60岁、英文尚未精达的人，要在世界最高学府完成一些最形而上的学业，是一个比第三次登上珠峰难得多的任务，他说自己不想避重就轻。

　　他用“非常痛苦”来形容自己在哈佛的状态，“真的是几近要放弃。”甚至说如果知道学习过程如此痛苦，可能当时就不会去了。

　　原本没想到的，还有这种行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特别是他身边的一批四五十岁的企业家，纷纷效仿，“我这个行为好像对他们特别有激励作用，‘我们一直想但一直下不了决心，王石都去了我们怎么不能去？’没想到这样的经历具有非常大的正能量。”

　　—个60岁的人，为什么还要去上学？

　　延续自己的生命价值，是他的学习动力之一。一个60岁的人考虑这个问题时，会非常具体。他讲到大马哈鱼从海洋到河流溯流而上回到出生地产卵而后死亡的故事，以死亡换得生命的延续。作为企业家，他的生命价值在万科的持续发展中得到了延续，他特地提到郁亮获得去年“GQ年度企业家”的事，“我觉得挺得意的，这是生命的延续”但对个人而言，过往取得再辉煌的成就，到老年时，除了知识积累还有点价值之外，实际都没有价值了，他的结论是，“如果我要感觉我的生命价值还在，还要再有一个进步。”

　　去哈佛之前，他已经在香港科技大学教了一段时间书，他发现自己需要对自身知识做一次系统的梳理。

　　更重要的学习动力，是作为一个企业家建立独立精神的需要。他说自己直到五六年前才开始对房地产感兴趣，现在也更明确了自己的企业家身份。也正是因此，才对于建立起一个企业家乃至一个工商阶层整体的独立人格有了更迫切的需要，这也是他痛定思痛之后的一个想法。“现代这个概念，无论是城市化还是现代社会都是西方文明占主流影响、从技术层面来讲如何现代化，显然是不够的；要了解HOW（他是如何做的），更要了解WHY（为什么要这样做）

　　从哈佛、剑桥一路到以色列和伊斯坦布尔，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从根本上了解现代社会的精神根源。“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商业社会很重要的契约精神，从基督教追溯到犹太文明都具备。”但在中国，自古以来商业契约最后的裁决方永远是官方，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这种源远流长的官本位制度，导致了中国社会在契约精神上的缺乏，这也是东亚文明当中没有诞生现代企业文明的原因。

　　“官本位的东西和现代的契约精神是不一致的，所以虽然中国一直不乏会做生意的人，但很难形成一个非常独立的商人阶层。中国现在已经加入了WTO，所以我作为企业家作为商人，应该自立，自我完善，做一个职业商人。契约精神，这是市场经济最根本的东西，也显然是中国工商阶层缺少的东西。你希望这个社会改革吗？你首先改革自己。你作为一个公民，希望这个社会有独立人格吗？那就从工商阶层做起，不是作为一企业一个个体，而是作为一个整体，形成一种独立的人格，形成一种社会担当。”王石说。“如果你有理想，那么先救赎自己，包括个人，包括企业，包括企业在内的行业。”“绝不行贿。”这是他一再重申的，万科在官本位的中国所始终奉行的做事原则。

　　今年还是他首次登上珠峰的十周年纪念。现在回看，那正是他寻求自我救赎的过程。

　　从某种意义上看，他的人生是从52岁向珠峰发起冲击时开始的。从那开始，他有了“第一个十年规划”，“我50岁到60岁主要就是对个人生命的体验，完全是个性的，我做我喜欢做的事情，去登山去探险，实现儿时读的《鲁滨逊漂流记》、《海底两万里》、《野性的呼唤》所给我的梦想。”

　　这个阶段结束时，他发现自已最大的收获，就是终于能坦然面对死亡。“登山、帆船、滑翔伞、滑翔机、滑雪，只要威胁到生命安全的户外运动我都在参与。实际上，除了个人爱好之外，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面对死亡。我们知道每个人都要死，但是往往不同的生命哲学，对死亡是不同的态度。”

　　睡在雪山下的帐篷里，每天晚上都在想能不能活着回去，每个第二天早上又得抖擞精神前进。立遗嘱、想后事，这样的经历，一次又一次地帮他确认生命的价值所在。

　　也许正是想清楚了“人生没有什么不可失去”这一点后，他才得到了真正的解脱。他说那之后，“生活质量就非常不一样”。

　　我们问他，“0到100分，你现在的生活满意度多少分？

　　“我打110分”他说

　　“真的吗？！”他是我们所认识的第一个给自己如此高分的人。

　　“那当然了，这你还不满意，你还要怎么样？很多时候都是老天眷顾，有的是老天额外给的你都不知道。我非常非常感恩.在这样一个时代.这样的情况下，有这样一个团队这么努力。”

　　当我们问到，他在生活中最享受哪一点以及是否很享受在哈佛的学生生活？他回答说他不喜欢享受这个词。“人生下来不是为了享受。人生下来就带有偶然性，如果父母没恋爱结婚不可能有你，这就太偶然了。你再看看人类又带有相对的偶然性。星球形成这样的能有生命诞生的条件，也带有偶然性。所以这个过程中，人相当相当脆弱，他往前走时，往往面临生死之间的选择。”他说舒服太久，自己就会感到坐立不安“那是我的生活态度”。

　　但在“非常痛苦”的哈佛生活中，“每次当你有新的突然的感悟的时候，会有非常舒坦的一下，”一边说，他一边半闭着眼睛，侧伸双手如滑翔般的姿势，眼神带着真正的笑意，“那就是幸福。”

 
十问王石：

　　1、当下你最关注的3个问题是？

　　王石：第一个最关心的当然是女儿的婚姻问题了。第二个是万科面临转型的国际化问题。第三个是身处中国现在的转型期，中国工商阶层怎么自救怎么自立的问题。

　　2、如何看这个时代，是乐观还是悲观？

　　王石：谨慎乐观。因为首先我是个乐观主义者。

　　3、请分享3条你在过往经历中最重要的处事准则？

　　王石：第一，生意是生意，朋友是朋友。中国人很习惯讲志同道合，首先交朋友，再来做生意。但我生意是生意，朋友是朋友。在万科，明着对我表示不尊重，我都无所谓，你把你的业务做好就行了。你怎么看我，不重要。而且如果朋友一起做生意.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没有不分开的。一旦分开，不但生意做不成了，朋友也做不成了，那个撕心裂肺的难受。至于一个员工跟万科合作多长时间，我是这样算的，培养一个主管三年，至少用五年，五年他走了，谁都不欠谁,他干了八年，那就赚了三年，他如果要走你要欢送他走。一个部门经理包括副总，如果你刚培养好就走了，那你的企业就做不下去了，就等于替别人做了，是不划算的。而且万科欢迎好马吃回头草。

　　第二，面对你内心的呼唤。不是说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要问你真心想做什么？往往你都会回避，用各种理由欺骗自己。所以简单来说，你做什么事情不做什么事情，不要太多理由，一个理由就够了。（这点你是多少岁想清楚的？）这是我到深圳创业的体会。很多人问我有没有后悔的事情，我没有后悔的事情。这有两个含义，一个是生活态度，你后悔一件事肯定就会有第二件事，因为人生中有相当的偶然性。第二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成功。因为本来成功就带有偶然性，你再患得患失，再留后路,那不可能。你内心呼唤的一个理由就够了。包括我的工作作风也是这样，你往往会找很多理由不做，我就告诉你一个做的理由就行了。

　　第三，就是做一个中国人的体会，简单的问题简单化，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千万不要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这是我做事的原则，你会发现，前两个原则跟第三个是一致的。

　　4、请分享1条你付出大代价才学来的人生教训？

　　王石：是我在部队的一次经历。一次派系斗争中，我非常痛苦地发现，一个最要好的战友，把我平时随便开玩笑的话作为揭发我的材料。当时我非常非常被动，就感觉人生怎么这样，被最信任的人出卖，无话可说。之后对我的教训是什么呢？显然，不是我对他说了不应该说的话，而是我没有从他的角度去考虑，他的位置他的想法，因为他无形中站到了另外一派那边，他为了保自己，必须这样。你也许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人心险恶，但我的结论是，我没有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没有更多地换位思考。从那之后，我开始尝试着换位思考，到现在都是这样。（从人心险恶到换位思考，你内心里这个结论的转变花了多长时间？）我当时就没有想人心险恶，一发生我就想到是自己没有换位思考。到现在我也不认为人心险恶，人都善恶各一半，你抑制自己的魔鬼来发挥自己的天使，对别人也是这样，诱发别人的天使。

　　5、你心目中，男人最重要的三个品质？

　　王石：第一作为男人来讲要有担当，因为这个社会就是男人的社会，男人你不担当让女人担当怎么行。为什么这个社会男不男女不女，为什么阴盛阳衰，就是很难担当。所以刘晓庆我挺佩服，真的挺不容易，她就敢说，说做人难，做女人更难，做名女人难上加难。确实看她的遭遇，这个社会就是真的难。判刑入狱，出来照样还能这样。

　　第二个是坦诚。（坦诚为什么会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你先想想你自己，你想想这个社会最难的是什么，是不是？非常坦然地面对自己，面对别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当然，你会发现这样生活得很自信。因为你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而不是相反。

　　第三我觉得是风趣吧。要有趣，自己不讨厌自己，别人才会喜欢你。

　　6、请给当下年轻人三个忠告？

　　王石：第一点，现在的80后90后基本都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很欠缺的就是合作精神。他们的个人主义、自我，我看作社会的进步，我孤零零这么多年追求的东西在80后90后身上体现出来了，但是缺少另外一面，合作精神。

　　第一点，多点耐心，不要太急于求成。不要把什么的都怪在拼爹头上，我相信社会虽然有很多不公平现象，但现在经济高速增长，机会还是很多的，应该有点儿耐心。

　　第三点，不要急于把职业和自己的终身目标联系在一起。就像我这样，我今天的成功完全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举个例子，第一我不愿意当商人，家庭本身也没有这个背景，我曾经是公务员，后来辞职下海，本来计划两年之后就出国留学，一直到了50岁的时候才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想法。我干什么我不是很清楚，但一不小心就成为了成功企业家。而且我对房地产非常不感兴趣，真正感兴趣也就最近五、六年的事情，也就是快退休的时候才对商业感兴趣。所以年轻人不要急于把选择职业跟终生目标结合来讲，你可以不感兴趣，可以当成临时的事情，你也得把它做好。我当过兵，我到深圳闯之前，当过工人，当过工程师，当过机关干部，虽然那时我不知道将来会做什么，但是无论做什么，喜欢不喜欢，我都认真做。认真做是你成功的基础。

　　7、古往今来，你最欣赏的一个人？

　　王石：我没有这样考虑过问题，没有所谓“最欣赏的人”，但我可以说“最欣赏的话”或“最欣赏的著作”。我记得1983年到深圳创业，1984年成立万科时，用小条子贴在我办公桌上的两句话，一句是肯尼迪在与尼克松进行总统竞选辩论时说的话，“不要问社会给你带来了什么，而要问你为社会做了什么。”第二句是“二战”时巴顿将军的一句名言，“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不是他顶峰的时候，而是从顶峰跌落低谷之后的反弹力。”另外，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改变了我的世界观，让我到今天为止还是这个世界观。

　　8、在你过往的经历中，对你影响最大的3个人？

　　王石：我母亲7月23号刚过世，我一生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父亲和母亲。而且非常明确地体会到那种感受，是在他们去世之后。当我父亲去世之后，我才知道父亲对我的影响，真正知道母亲对我的影响也是她去世之后。送走她之前，我们几个小孩开了一个追思会，我大姐讲了我不知道的一些事情，这个更让我体会到我母亲对我个人的影响。

　　当然，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有对我有影响的人。

　　中学时的教导主任刘礼云，自己虽然学习非常好但因为身体原因没考上大学，把希望都寄托在学生身上，那种对学问的执着追求，恨铁不成钢的态度给我们留下很深的记忆。

　　还有，我小时侯认为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大姐，她当时的抱负是成为居里夫人那样的人物，对自己各方面的要求都非常严格。

　　到了部队，对我影响大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部队五年的生活。像在地狱，因为我本来就是个追求个人价值、追求解放的人，到了部队三个月我才发现我不适合部队。但是五年部队的历练让我终身受益，自律意识、奉献精神、团队意识等，在深圳创立企业时才感到受益匪浅。当然也可能有不好的影响。

　　在大学，对我影响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们系的党组织书记郭同章，我在兰州上学，那时候支农，农村环境非常艰苦，一个村庄跟另一个村庄相隔十几里路，一个系好几个班，郭书记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了解同学们的体会，那种跟同学打成一片、朴素的作风对我的影响很大。另一个是政治老师王子元，在当时那种时代气氛下，只能以批判的态度讲古典经济学，但他不动声色地在课堂上讲清楚了经济学的原理。我当时对经济学非常感兴趣，私下里我又跟他拜师，周末到他家里上课，偷偷借一些不外借的书来看。之前很多经济学的基础知识都是在那个时候学的。

　　9、除了身心健康之外，你现在最不能失去的是什么？

　　王石：没有什么是不可失去的，生命也会有失去的时候。相对来说，就是亲情，我们几个孩子围着母亲告别的时候，当时最深的感触就是这样。

　　10、你最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王石：我已经定型了，就是企业家，你还能成为什么？已经来不及了。能弄清楚更多问题，对同行及所教授的学生，影响力更大一点儿，仅此而已。对于万科，从我的理想来讲，中国还没有诞生出像“二战”之后的丰田、三星这样的国际知名企业，但是并不等于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中国不会诞生这样的企业。作为一个企业家，他的成功不仅仅提供产品提供服务，更多来讲是企业的文化。社会往前推动的正能量，还期望什么比这个更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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