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元庆等大佬取经以色列后患“病”：张口闭口都夸牛
危机感催生的创新力，成就了以色列模式，让这个弹丸之地成了世界的创新工厂。
有个师父最近给宁高宁、马蔚华、杨元庆、汪潮涌、阎焱、陈宏等十几位中国企业家上了一课。离开课堂，这些人患上了同一种“病”：张口闭口都夸自己的师父如何如何牛，仿佛他们梦回春秋，亲炙了孔丘的教诲。
师父不是人，是那个炮火连天的弹丸小国——以色列。众所周知，这是一个面积不足1.5万平方公里、2/3国土被沙漠覆盖、人口不足800万，但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被西方国家视为全球创新工厂的犹太国。
2012年11月30日，香港恒隆集团[45.00 -0.55%]董事局主席陈启宗拉着这帮企业界好友从北京出发的时候，只是想组织一次针对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国度的休闲商务之旅，所以参与者都带着太太，费用自理。
但到了以色列后，太太们发现，陈启宗忽悠了她们，这帮男人根本就不是来旅游的，短短6天，他们参加投资论坛，到大学听讲座，与以色列89岁的总统佩雷斯聊天，参观创业公司……男人们却因此大呼过瘾，每天只肯睡五六个小时，有人甚至迫不及待地对此行进行微博直播。
取经者说
马蔚华
以色列奉行科技强国的治国方针，它是世界上最小的超级大国，科技对GDP的贡献率高达90%以上，上市公司数量仅次于美国。我们的科技投入占GDP的比重现在只有1.7%，发达国家是2.5%-3%。我们的科技转化率只有20%，而发达国家高达80%以上。
宁高宁
这个国家真该纠结，为什么呢？犹太人被阿拉伯人包围了，每天都要打仗，都是炸弹，所有的目标，军工目标是第一位的。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国家居然有这么多创造发明，我到的那个大学，竟然有8个中国博士在那儿学农业。
汪潮涌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以色列人Dan Shechman教授认为，成为创业国家的前提条件是：1、全民教育；2、优秀的科技教育；3、政府政策支持；4、自由市场经济；5、没有贪腐。创业教育与激励也很重要，以色列在高中、大学提供由企业家和专家教授的创业课程。
佩雷斯总统
1、中国经济的崛起对世界的影响超过当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2、中国不缺乏强有力的领导人如毛和邓，但现在需要的是有个性、能满足民众不同诉求的领导人；3、贪腐是执政者最大的风险，也是创新最大的障碍，我从政一生最大的成绩就是洁身自好、勤勉工作、奉献国家。当今世界，国家的功能在变化，政府要从统治型向服务型转变，要重视跨国公司稳定世界的作用。
以下是汉能投资集团董事长陈宏的感受：
以色列之行，让我们明白了一连串道理：为什么资源匮乏的以色列能够成为创新之国，科技创新对GDP的贡献率可以高达90%，而我们连人家1/10的水平都不到？为什么一个人口不到800万的小国，在战火中还能安然创业，创业公司数量超过欧洲的总和？犹太人并不比我们聪明多少，为什么人家能出爱因斯坦、洛克菲勒、巴菲特这样的翘楚，而中国人中出不了？
我们十几个企业家，从第一站开始，就在寻找以色列的关键词。先从教育说起吧。
我们参观的两所大学都是1912年创办的：希伯来大学(Hebrew University)和以色列理工大学。
希伯来大学的本·萨松校长和三位副校长请我们到学校食堂共进晚餐。本·萨松校长介绍，他们学校出了7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而若计算整个犹太人获得诺贝尔奖的数量就更多了，犹太人占全球人口的0.3%，而获诺奖的比例是22%左右。犹太人主要生活在以色列和美国，美国获诺奖的科学家不少是犹太人。
我们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出了1个诺奖就高兴得不得了，为什么有这么大差距？本·萨松给出的答案是，教育观念不一样。犹太人崇尚创新，能想出新奇点子并能付诸现实，都备受尊重，从家庭到学校都如此。比如，犹太人的妈妈放学后会问孩子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今天在学校问老师什么问题了？而中国的父母往往是问孩子今天在学校考了多少分。分数引导和创新引导从孩子教育上就有了差距，到了大学更是如此。以色列大学是义务教育，由此可见国家对教育的重视。不仅如此，大学格外重视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希伯来大学校长交谈的两个半小时，他谈论的重点就是他们有多少研究成果转化成应用了，而不是发表了多少论文，更不拿论文数量来考核教学能力。这一点又和中国的大学不一样。
全世界都认为犹太人聪明，实际上并非他们天赋超常，而是从家庭到学校、社会对教育和创新思维重视的结果。我1985年到美国留学，认识的第一个犹太人是个社会学的女博士，她并非天资过人，甚至给人感觉还有点笨，我问她：你为何要读博啊？她的回答是：如果不多读书，是很丢人的。
后来我们参观的理工大学，也有3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且73%的以色列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都是由该校校友创办的。这就是以色列的教育成果。他们国家的小学生很少拿什么奥数比赛奖之类，但到了大学阶段，创新能力一下子突出出来，而且以色列也奖励科技创新，类似我们的火炬计划之类的。以色列专门设立了一个首席科学家岗位，首席科学家是干吗的？他负责寻找搞创新研究的人和团队，给予足够的资金，研究者一旦成功，就把研究成果免费给国家。他扶持的这些研究者，大都成功了。
为了验证以色列创新教育模式是否有效，我们后来便去参观了十几家创业的中小公司，还参加了在特拉维夫的一场投资论坛，有个诺奖获得者给我们作了报告，分析为何以色列能成为创新之国。他提到《创业的国度》(Start-up Nation)这本书。他说，美国已经把科研中心慢慢转移到以色列了，利用以色列的创新氛围和人才，加强智力资源的强强联合。
果然，在以色列中小企业居多。因为创新成果转化成实际应用的过程，会出现很多创业公司。以色列每年的创业公司数量是欧洲的总和，他们做到一定规模就卖给国外其它大公司，一卖可能就是上亿美金。欧洲人卖了几亿美金，肯定买别墅、奢侈品炫耀去了，以色列的创业公司赚了几亿美金之后，又去投资创业，或者购买其它公司股权，他们一直是这样循环的。
我问这些创业者，以色列除了几家大公司外，大多数公司都会卖给世界上的大公司，而不是坚持做成全球最大的公司，为什么？他们回答我，做任何事情要有自己的优势，以色列是小国，资源有限，人口又少，没有能力去建构全球的产销体系，那就专攻自己的优势，把创新做出来，做到全球第一，大公司收购后实现全球化，不也是一样成功吗？这就是他们的思维方式，非常实际。就像我们去参观，不论是以色列的政府官员还是企业家，他们表达热情的方式，就是花时间陪你参观，专人讲解，但不会给你花钱，公事公办。若是外国人来我们这，我们会大包大揽他们的费用，显示我们的热情。
以色列这个招待客人的细节，并没有让大家觉得不愉快，反倒是他们积极向上的力量很感染人，也让我们领教了犹太人精于算账的本事。这个会算账，并非占你便宜或怎样，而是不铺张浪费，具体到企业和国家财政预算都是这样，不像国内企业，账算不细，算不精。
以色列之所以有那么多创业公司，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地方，就是领导力和执行力好。他们是全民服兵役，不分男女。在街上，你都能看到背着枪的女兵在巡逻。大学毕业后四年军队生活，塑造了他们很强的团队精神和执行力，这对创业公司尤其重要，创业就要团队合作，并把想法付诸实施。
很幸运的是，我们还见到了以色列总统——89岁的佩雷斯。他和我们这个代表团聊了一个多小时。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说以色列资源匮乏，只能走科技创新这条路。
后来我们坐直升飞机，在以色列上空转了两个多小时，看到这个国家可利用的资源确实太少，2/3国土被沙漠覆盖。
有个有趣的现象，我们去一个企业家的家里参观，竟然碰到了美国的参议员在那里做客。你到了以色列会发现，这个国家和美国关系确实很好，就是在美国的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也都能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这一点又是中国人做不到的。大多数中国人在美国留学、工作多年后，还是选择回国工作，就像我这样，有一个原因就是无法融入当地生活。这个美国参议员跟我们讲，这一点中国人应该学习犹太人，因为他们非常团结，不论在什么国家，他们都会团结到一起，然后分享各种资源和信息，并和当地政府搞好关系。
虽然以色列人善于利用高层资源，但整个国家不是“官本位”思维，甚至在公司中，我们看到员工和老板因思路不一致可以吵得不可开交，但会议一结束，大家又能各自归位，老板并不会因为下属“抗上”而处理他，反而鼓励下属的独立和创新思维。我现在也鼓励我的员工这么做，可是效果达不到人家那样子，这个真需要从小孩子时期开始培养。
我们在以色列也就待了5天，每天晚上一两点才睡觉，早晨7点就出门，就这样还觉得没学完以色列模式。
除了创新精神，以色列人给我们留下的另一个关键词就是危机感。
我们参观了Yad Vashem纪念馆，明白了什么叫宗教冲突和种族屠杀，二战时几百万犹太人被纳粹屠杀了。1948年，以色列在中东战乱中建国。如今，以色列没有孤儿院，失去父母的孩子会被别的家庭领养，他们对后代格外珍惜，历史遗留给他们的是如影随形的危机感和夹缝中求生存的强烈意识，这是骨子里的东西。危机感催生的创新力，成就了以色列模式，让这个弹丸之地成了世界的创新工厂，犹太人也出了世界首富比尔·盖茨、金融大鳄罗斯柴尔德、索罗斯、巴菲特等等。
我们一行人从以色列回来以后，对这个市场运作环境透明和正规的国家产生了投资、合作的兴趣，他们的电子眼、芯片等技术，甚至服装设计都很出色，很适合做战略伙伴。其实已经有不少中国公司和以色列合作了，比如我们参观的一家以色列企业，就与奇瑞汽车合资设立高端车的研发项目。
做个总结的话，中国人或许无法像以色列人那么有危机感，但要学习他们的危机意识，有五点经验至少要借鉴：一、教育改革，改变分数导向，转向创新导向；二、企业要有危机意识，精细化管理；三、公司人要有挑战上司的创新思维，不能是应声虫；四、国家要鼓励创新，营造创新生态，尤其是对知识产权严加保护，重罚盗用版权行为，否则创新永远起不来；五、要抱团，增强合作和共享意识，能够融入到其它国家的主流社会里去。
